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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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2020-06-20)
「从前从前⋯⋯」

说故事人人都会。

只是这个故事怎幺说,对谁说,为何说,听者是否相信,背后大有玄机。如果在路上随便拦个带着孩子的妈妈,请她给孩子说个电子音乐派对的故事,极大的可能,有大法师的邪恶的神秘情节,或是一群魔鬼半夜不睡觉,在暗黑洞穴嗑药起舞。故事的结尾是「长大一定不可以去噢!会被坏人吃掉。」或是「最后出现一位勇者,把吵死人的噪音电源拔掉,拯救了全世界。」

是什幺原因造成了电子音乐和派对文化在国人心中的负面刻板印象?从去年的八仙乐园派对粉尘爆炸事故,回推至夜店杀警事件与「春吶嗑药趴丑闻」和90年代初警察大力扫毒「摇头店」,诸如此类的负面社会观感,足以书写成一本残害青少年身心灵的教科书,这造成台湾乱象的邪恶标签有个连环公式:电子音乐=摇头(噪音)音乐=嗑药派对。有些故事和报导有其真实性,但是否过于单一而造成片段传达或刻意抹黑?是谁说了这些故事?我们是否掉入说故事者所超控的权力游戏里?

非洲的单一故事:在讨论之前,先来聊聊一场 2009 年的Ted talk

奈及利亚女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讨论的主题就是「单一故事的危险性」。身为一个「非洲人」,正确来说,一个奈及利亚人,她的爸爸是教授,母亲是行政人员,家里请得起帮佣,有个衣食无缺的欢乐童年。当她 19 岁前往美国念大学,美国室友被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吓到,对于她分享的玛丽雅凯莉而不是某种「部落音乐」感到失望,更假想她不会使用炉子这种文明生活产物。美国室友在还没认识真正认识她之前,就已经对她产生拥有苦难身世的预设立场及怜悯心态。

在美国居住几年后,女作家慢慢理解美国室友的想法。如果她不是来自奈及利亚,也可能会觉得非洲是一个充满自然风景和动物的「国家」,人们死于贫穷和爱滋,打着被金钱和权利操控的种族战争,是等待有一天白人前来营救的悲惨世界。这些刻板印象从何而来?答案是拥有权力制高点的美国政府与媒体,在权力结构金字塔顶端,不止述说,还能创造决定性的故事,当你相信了单一故事,就再也看不到客观的事实。

而女作家生命里的真实是,祖父死于难民营,堂弟因为医疗资源缺乏去世,好朋友死于坠机,因为消防车里面无水可救火,以及从小生活里充满政府高压统治的恐惧。苦难的背后,也有美好的一面,一位女律师勇敢在法庭上捍卫人权,挑战国家一项荒唐立法:女人更新护照前,需要得到丈夫同意。而奈及利亚的音乐其实融合了英语、皮钦语、伊博语、约鲁巴语、伊乔语,以及 Jay-Z 、Fela Kuti与Bob Marley 的曲风,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美妙音乐,或是奈莱坞(Nollywood)的电影工业以有限的技术与金钱,仍然拍摄出受欢迎的本土电影,这些正向的,没有机会被揭示的奈及利亚样貌,都一一被拥有权力的媒体所隐藏。

如同女作家所说:「单一故事的产生,就是以同一种方式,描述同一种人,一遍又一遍,最后他们就会变成那样,他们并非不正确,而是不完整,让一个故事,变成唯一的故事。述说单一故事的后果是,人们的尊严被夺去,让我们看不到人类的平等,只强调我们有多幺的不同,而不是我们的相同处。」

台湾普罗大众对于电子音乐的认识,如同上述的非洲故事,已经掉入单一故事的危险,背后的始作俑者当然就是政府与媒体。以媒体来说,断章取义製造乱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为了话题、业绩、效率,新闻界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已昇华为非黑即白的恐怖肥皂剧。药物文化方面,政府在法律上沿用美国,却没有顾及其制毒法律主要是针对美国校园黑人吸毒所延伸出来的犯罪问题,台湾没有相同的社会背景,只盲目的 say no 意识宣传,而非让人们有机会彻底认识药物文化,跟媒体洗脑模式一搭一唱之下,形塑人民无知的恐惧,于是,电子音乐和其延伸出的派对与药物文化,成了头号全民公敌。

在你预设主观的敌意前,愿不愿意张耳听听,另一种,你不会从主流媒体听到的故事?

1. 禁药就是错?禁药前世的故事

当你开心地听着The Beatles或Pink Floyd时,若要全面了解其中精髓,无法忽略以英美为强势文化的西方社会里,音乐、毒品和次文化有着密切而矛盾的关係。禁药不是生来就是禁药,一颗小小药丸里藏有许多政治角力。以迷幻药举例,它曾经在非洲巫术、印度吠陀、印第安部落、南美洲和希腊的神秘传统宗教里扮演良性角色,对人类的文化与历史进程有不可抹灭的影响。

在60年代以前的美国,医学实验上也对其具有正面评价,曾被视为治疗心理疾病的先驱。直到1967年,崇尚爱与和平的嬉皮们推起反越战的社会运动,集体在狂欢的派对里靠大麻和LSD解放官能,将之转换为享乐用途,美国政府出于安定与约束人民,并企图徵招更多人从军,反毒政策就此展开,从此它摇身一变为魔鬼,彷彿之前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角色都不曾存在。这不是替禁药说话或合理化药物使用,而是提供开放的故事观点,去探讨禁药在不同时空背景的存在意义,思考迷幻药经验的本质为何?为什幺它曾在宗教占有一席之地?在现代医疗上有什幺潜力和功能?更弔诡的是,为什幺同样是迷幻家庭一份子的大麻,在某些国家合法?在某些国家却足以毁灭一生?背后有什幺文化差异?你是否又掉入了单一故事的陷阱里?

2. 全球性派对文化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若再聚焦谈到电子音乐、派对与药物的关係,一定不能错过 90 年代初的主角:英国锐舞(Rave)文化。当时在反社会僵化制度的不满中,不在正规工作系统下的青年,佔据废置工厂或空地,以 DIY 精神办起 Acid House 为主角的派对,迷幻药里的E(Ecstacy ) 则是派对不可缺的元素,服用后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与距离消失,遂产生锐舞的「PLUR」精神 ─ Peace 和平、Love 爱、Unity合一、Respect 尊重,派对里创造的音乐共享经验,跟台湾一样被当时的主流媒体大为妖魔化,最终的结局你可能很熟悉,1995 年英国立了 JCB 法案 ( Criminal Justice Bil l),根据这条法案,只要在公开场合聚众,并播放「重複节奏」的音乐,就可以被定义为锐舞派对,可以「危害社会」的罪名起诉,成为后来英国的派对文化「舞厅化」的原因,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锐舞派对的确加速瓦解了英国长久以来阶级、种族、性别及同性恋歧视问题。

比起英国锐舞在电子音乐史里有名的「官方」早夭故事,我比较想讨论另一个经过数十年政府和资本主义双双夹击下,锐舞文化和其精神还残存的故事,也就是堪称德国锐舞的 Techno 文化,更精确来讲,是柏林独特的 Techno 音乐场景。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柏林围墙倒下,东柏林从悲情的共产铁幕城市,一夕之间,成了 Techno 派对的绝佳温床。如同英国锐舞,人们涌进政权撤离后的废弃工厂、堡垒、地窖,开起阖家欢的免费派对,80年代末由底特律起源的Techno,除了飘蕩到英国,在德国柏林也理所当然地二度扎下了根。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刚从东柏林共产政权解放的人民,没吃过的资本主义快速文化的代名词麦当劳,口袋连买双鞋的钱都没有,他们与在西柏林优渥又自由环境下长大的青年,彼此相见后的产生的冲突感,夸张点的形容就是:如同北韩人遇见南韩人。所幸,废弃空屋派对里传出的 Techno 节拍,再次成为族群融合的最佳助力。

根据2014年才出版,一本探讨90年代柏林Techno文化的访谈书籍《Der Klang Der Familie》里,受访者回忆,在Techno音乐面前,人人都是一家人,没有今日的明星DJ,没有身份优劣,只有平等的狂欢和喜悦。尤其是当时在路上仍然会遭受异样眼光的同志,只有在Disco舞厅或 Bar 才像回到安全的避风港,藉由这些派对,他们自在地与热爱足球的异性恋壮汉称兄道弟。柏林围墙倒塌前,女人们也鲜少有机会去夜店狂欢,而 Techno 派对给予他们的就是自由两字。没有政治干预(政府忙着处理两德统一的事务),也没有音乐产业的商业操作,在这块被世界遗忘的乐土里,巧妙地化解东西柏林贫富差距、思想差距、阶级差距、种族、性向问题。直至今日,柏林独特时空背景下的派对场景也逐渐消失,舞池里的人们转为走进大观园开眼界的观光团,比起音乐本身,他们更想感受的是90年代的传奇音乐场景,但在音乐厂牌与商业机制的入侵之下,纯粹的锐舞文化在柏林已快要蕩然无存。

值得庆幸的,这些游牧民族式的派对精神,仍然零星残存于欧洲尤其是德国、东欧捷克等国家的偏僻郊外,派对主办者,也就是DJ 本人,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找到了双方皆能容忍的方式生存。他们仍然为理念持续抗争着,但每个时空抗争的对象不同,现今想抵抗的是过于商业化的夜店机制,为什幺只有有名DJ才能放歌?而且放着千篇一律给观光客无聊的音乐?他们想提供另一种不同的音乐,在城市里派对里的人们居住久了也忘了,锐舞派对的核心理念就是Peace、Love、Unity、Respect,那是一场回归户外与自然和身体结合的活动、次文化抵抗主流文化,永远在困境之下生存的精神。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

有趣的一点,倖存的锐舞派对理念,与现今欧美主流大型音乐祭大张旗鼓、越办越像国庆典礼的趋势背道而驰,提供你另一种派对文化思考。在1992年网路尚未普及前,如果你有幸参与这场秘密派对,经由口耳相传,你将得到一组电话号码,打去后,由电话答录机指示,今晚前往何处。现在有了方便的脸书和网站,主办者也搭载这类传播工具,你写信给他们,由他们全权决定是否让你参加,如果越来越多人知道活动,他们便取消网页以控制人数,以免无法掌握派对情况与品质。

《Free Tekno》是一部揭露这类神秘派对的纪录片,由于越来越难找到好地方,派对渐渐向偏远地带移动,影片里一群好友,几檯卡车,带着昂贵的音响,到达 Google 导航不了的森林深处,彻夜布置,用Techno友善欢迎人们。有的派对是合法申请,有的是未通知地主偷偷闯入,警察通常会来关照一下,只要地主大发慈悲,或是冷静与警方合作,通常能让派对继续下去。我很喜欢片中的一句访谈,点出派对初衷:「我们可以获利当然好,但是只要打平其实就够了,如果人来不多也没关係,至少我们拥有一个开心的週末。」

柏林市民对派对文化的尊重

Techno文化就这样奇妙地深植于德国柏林,加上自幼被教导平等尊重各种文化的教育,市民对派对抱持相对于台湾更宽容的态度。德国有条法规,如果是在市区的大型音乐活动,得遵守十点结束,或是十点后维持在规範的音量之内即可,通常十点以前音量再大,柏林市民都不会有意见,人们视这样的音乐活动为正向庆祝,一种自由的意见表达。十点之后,归还市民宁静,大家相安无事,不会有草原复原问题、垃圾乱丢、在公园办派对对幼儿不好的歧见。而人们对于派对与药物的神秘关係,比较偏向是「个人的自我的选择」,它并非合法,但只要你不偷、不抢,不妨害、不伤害别人,不会有人想特别拿此大做文章。

台湾的电子音乐与派对文化?

若你用单一眼光来审视一场电子音乐派对,就是DJ放放歌,人们跳跳舞,没什幺特别,但你也可以用丰富的故事观点,了解一场派对背后,有90年代英国锐舞和柏林Techno场景的文化积累,它们如何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脉动紧紧连结,那种盘根错节的关係,已经不是单以是非对错的逻辑,就能去肢解和定义文化。也许我们会羡慕欧美,但他们有其今日,也是因为背后还有嬉皮和庞克的养成教育,长期震荡出来的音乐文化意识,台湾相较之下,宛如脆弱的新生儿,于二重疏洪道淡水河边举行的锐舞派对,才首度将这块音乐文化传输进来,可惜的是,文化被硬生生片段截取,一个对此尚属陌生的社会,是否能就此轻易接受?而其中派对文化的精髓是否也在转译中变了质?

通常全球文化与在地文化碰撞的结果,必会产出全新的在地样貌,只是台湾在尚未成型前,尚未有机会健全发展其多样性与多元性前,就已经在政府政策、媒体洗脑、人民恐惧的心理下,写下危险的单一故事。

如何扭转,端看台湾社会的智慧,政府对于电子音乐产业和其文化发展潜力应全面认识与重新评估,给予健全的配套政策;药物政策除了「零容忍」的态度,是否可参考荷兰政府「除罪化」的人道处理背后,有何积极思考?产生的结果是否吸毒人口下降?主流媒体应观点客观,在一段90年代初英国 BBC 介绍 Acid House 的节目里,除了呈现一般民众的负面观感,至少还同时访问派对主办者、警察、派对参与者做正反方意见交流,反观台湾媒体不实事求是、断章取义,还喜好添增小说幻想情节。至于父母辈的恐惧,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里,派对文化是缺席的,未知产生恐惧,恐惧产生敌意,敌意被媒体加油添醋,世代的鸿沟越画越深,观念改变还有赖大环境日后的发展。市场的大小影响电子音乐的多元性与否,听众的品味和音乐需求也决定如何拼下一块拼图。音乐是无辜的,它被赋予善恶,取决于人们如何述说与了解故事,以及正处于历史关键的我们,将为之写下什幺样的故事。